相比较，在村民看来，村干部和其他纠纷解决资源就只能解决一些小事，而且缺乏权威，存在不管用，讲好了，马上又变了的可能。
性便是许多道理，得之天而具于人心者。言阴阳于一人之身，血气之男女也。
就器而别之，孰金孰锡，孰精良与孰否，才之喻也。又云，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虚，人心亦然。戴震是戴震哲学意义上的一方美材，这也许才是他应得的评价。凿者其失为诬，愚者其失为固，诬者罔省，施之事亦为固。故理义非他，所照所察之不谬也。
[47] 这里对斯密的讨论参见麦考密克讨论法律哲学、道德哲学与实践理由的绝笔。戴震思想对上述两项标准都可以满足，参详下文。就S村的情况看，近在咫尺有村委，10分钟之内可以到达乡镇，一个小时可以到达人民法庭。
来自司法和政府部门的纠纷解决资源说话算数，可以解决大事。村民一些重要的人会被村民提到，列为重要的纠纷解决资源。农村基层司法机构的基本状况是设备简陋，人员短缺。[12]贺卫方：通过司法实现社会正义——对中国法官现状的一个透视，载夏勇主编：《走向权利的时代：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》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，页228。
当传统的力量在因为社会结构变化，观念变化等因素的促动下弱化的时候，这些资源就表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。有一种可能的纠纷解决资源没有得到明确的叙述，但是从部分村民的行为上却可以得到印证。
我就和他老婆说，不要去管他，就这么磨吧。相对于S村的总人口而言，该村的村委会比较简单。拥有更多法律内外资源的人可能受到的侵害更少。[9]我们通过村民的叙说，试图理解村民主观世界中的各纠纷解决途径：其构成如何，其可及性如何。
这样的区分是以纠纷解决的方法为核心的。我屋场里的人知道这回事了，谁敢到这个地方来搞点什么名堂，出不去。一位村民提到与他侄子发生纠纷后，寻找解决方式的过程。以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，调解民间纠纷，协助维护社会治安等为主要职能。
有一位村民回忆说他的一个叔叔，夫妻关系特别差，最后组长，和房下的两个长辈，这三个人就主持帮他们离婚了，还处理了财产和孩子的抚养。[26]他的选择受他的认知范围所局限。
后来镇上、村里干部说你去找法院吧。张静：《基层政权一乡村制度诸问题》，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。
但是，在采访中我们没有发现被大家共同指认的绝对性的权威人物。[7]朱冬亮：当前农村土地纠纷及其解决方式，《厦门大学学报》2003年1期等。此外，当然包括费用在内的可行性因素的考虑，对双方实力的衡量，以及对纠纷解决者，即第三方的信任等也起到重要的作用。司法所派人下来调查，再进行调解。采访中，村长和村支书均表示，村民如果有事找他们，打个电话，捎个口信就可以了。在一些村子，村民委员会和党支部、团支部、妇代会和民兵连等组织构成一个更大规模的村级班子。
家里人或者找几个说话有份量的人帮忙解决是比较合适的。村民对这样的人存在积极的态度，因为他们设想中的这些人是专门为了解老百姓的疾苦而来的。
三、纠纷解决资源：制度的层面 中国基层制度的建制虽然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别，其基本格局却具有相对的同一性。我们的调查样本基本以方便和目的抽样的方式获得。
如果得不到缓解，自杀的也很多：两口子吵架，没人管，搞不赢，就生气，就死了。 注释: [1]比如Donald Black，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Social Control，New York：Academic Press，1984． [2]比如Dean G Pruitt．and Jeffrey Z．Rubin，Social Conflict：Escalation，Stalemate，and Settlement，New York：Random House，1986． [3]参见Richard L．Abel，A Comparative Theory of Dispute Institution in Society，Law and Society Review，1974（8），PP．217—347．P．H．Gulliver，Disputes and Negotiation：A Cross—Cultural Perspective，New York：Academic Press，1979． [4]James A．Wall and Michael Blum，Community Mediation in the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，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35（1），PP．3—20，P．19， [5]Neil J．Diamant，Conflict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in China：Beyond Mediation—Centered Approaches，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4（4），pp．523—546，p．543． [6]沙红、施建良：关于杭州地区农民法律意识的调查与思考，《中国农村观察》1999年4期。
找关系，先找关系，再来打官司。家庭单薄，家族里的人来帮助解决纠纷的有效性就小。我们没有对纠纷作明确的定义，也没有对纠纷的类别作确定的区别，以便调查对象指认所有的纠纷解决的资源。丈夫身体不好，经常受妻子冷落。
很多村民指出家庭矛盾拿到外面比如村干部那里，或者政府那里去说是丢人的。当地自然资源有限，村里将近一半的人口在外地打工和做生意，据当地人介绍，如果不出去打工，不说盖房子，连吃饭都困难。
其次，我们突出的是普通村民。大部分村民认为，打官司，一是钱，二是人。
[20]张静：《基层政权—乡村制度诸问题》，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，页189。他们对各纠纷解决途径的描述，对其可及性的估计，很好地体现了他们对农村纠纷解决资源的认知。
家务事等私事不在他们的主要解决范围之内。人们对这一纠纷解决资源具有一定的服从和敬畏感，但是对其公正和有效性没有足够信心，对于成功利用这一资源所需的条件存在非常消极的认识。可及性以纠纷的解决为目标，可及性的内容则包括该纠纷解决资源的合适性、有效或者成功性、以及可预见的后果等等。很多村民称呼我们为上面来调查的人。
一般都是晚上去，或者就着其他的人都有空的时候去。这些个性化的特点充分体现出这些纠纷资源非制度化的特征。
制度内资源利用的缺乏和制度外资源利用的个人化，直接导致了中国农村纠纷解决资源获得中的不平等现象。而且千万千万不要告诉其他的人，如果告诉别人就活不下去了。
但是村民的普遍认识是对该资源的利用本身需要钱，对该资源成功地利用更需要以钱和人为条件。找政府解决，找法律解决很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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